引言：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70年前的9月，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了。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豪迈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为新中国诞生作了全面准备。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作出关于国都、国旗、国歌、纪年的决议，选举产生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也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继续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抗战时期，众多坚守在粤北韶关坪石、清远连县的学术大师们延续了华南教育的“火种”，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奔走在各条战线上。从坪石走出的梅龚彬、李达等人，成为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懈奋斗。

李达同志。（图片来源自网络）

　　李达同志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李达同志的一生中，他始终坚持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可以说是一位著述不辍、诲人不倦的革命学者。抗日战争时期，李达同志曾经从1940年秋天到1941年夏天在坪石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担任教授。这里回忆的是当时的一些情况：

　　1940年夏天，中山大学在校长许崇清先生的主持下，从抗战大后方云南省的澂江县搬回到抗日战区广东省乐昌县的坪石和湖南省宜章县交界的一带地方，重新建立校址上课。

　　当时我是在文学院的社会学系（到坪石后改属法学院）读四年级，并担任着中山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组织干事（相当于现在的支部组织委员）。当6、7月间我们党支部支干会的四个同学（除了我还有支部书记吴子熹，干事林之纯、黄祖芳）还停留在云南省昆明在中共云南省委的领导下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时侯，便听说学校聘请了王造时来担任法学院院长，王亚南来担任经济学系主任，李达来担任社会学系的教授。但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阻挠，王造时始终没能够来中大任教，只有王亚南和李达是来了。

坪石老街。（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

广同会馆。（国立中山大学研究生研究院）

　　1940年10月到11月间，迁回粵北的中山大学的各个学院，终于陆续开课了。除了医学院远在乐昌县城之外，其余文、法、理、工、农、师范等六个学院，都散布在以坪石为中心的附近的农村里。法学院是搬到靠近湖南省宜章县的武阳司（属乐昌县）去，在一间两层的旧楼房里上课。学生宿舍则是临时盖的，以竹笪为墙、树皮为顶的“草庐”。

　　这时李达同志已先我们来到了武阳司。出于对革命前辈和自己的启蒙教育者（我是在1931年上半年在中山大学附属初中念二年下学期时，国文老师张海整同志介绍李达同志的《现代社会学》给我看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的敬仰以及对他生活、工作的关心，我到了武阳司的第二天便和班里一个名叫陈丽群的同学去拜访李达同志。

坪石武江及古码头。

　　李达同志一个人住在楼上靠北面的一个房间里，他的家人没有同来。房里的陈设是很简陋的。比较惹人注意的是在一副架高了的床板上铺上一张蓝布当书桌使用。深秋时分，粵北山区的天气已经使人感到有点寒意。李达同志穿着一身中国传统的长袍、布鞋，抽着湖南土制的香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论是谈到理论问题还是谈到实际问题，李达同志始终是那么平易地、沉着而又恳挚地和我们交谈。他见我们很注意那张不寻常的书桌，便告诉我们，他用惯了大张的书桌，写作时要同时翻阅很多资料，桌子小了就放不下，给写作带来了不方便,由于找不到大张的书桌，只好这样用床板来代替。以后，我和陈丽群便经常成了李达同志座上的两个“好学的学生”。

　　李达同志在社会学系开了两门课，一门是《社会哲学》，一门是《中国社会经济史》。我选读的是《社会哲学》，内容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此外，李达同志还作过一次《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的学术讲演，主要是说明中国社会长期停顿在封建阶段的原因。（这篇讲演现收入《李达文集》第一卷里,人民出版社1980年七月第一版。）听讲的人十分踊跃，其他学院、学系的学生也有不少来听的。

　　李达同志上课时，讲话简明扼要，条理清楚，逻辑性强。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现成的讲义。

　　李达同志讲课的时候，善于用表解的方式来说明问题。比如，当讲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反作用这个原理的时候，李达同志就在黑板上写上“经济基础”几个字，待把经济基础的内容一一解释清楚以后，又在“经济基础”这几个字的上面写上“上层建筑”几个字，也一一加以解释；然后从“经济基础”处划一个箭头指向“上层建筑”，表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再从“上层建筑”处划一个虚线箭头指向“经济基础”，表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但使我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体会最深的，是李达同志当我的导师，指导我写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是每个应届毕业生都要写的，代表着在学校里学习了四年之后，毕业时的学识水平的一篇论文。论文及格了，就由学校授给学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由学生自己提出，并征求系里一位教授当自已的导师，再经系主任的审查同意。

　　我当时提出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战时粮食问题概论》，想把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粮食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征得了李达同志的同意，由他来担任我的论文导师。

　　当时我们班里由李达同志担任毕业论文的导师的，除了我还有刚才提到的陈丽群同学。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粮食问题，李达同志认为应该从问题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来进行分析研究。他说，中国当前的粮食问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的日本侵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部分土地之后产生出来的，它有它所以产生的根据和条件。

　　李达同志认为，从根据方面来说，中国粮食问题是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后，中国农村经济解体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帝国主义势力逐渐深入到我国农村中去，破坏了农村中以男耕女织为主要形式的自然经济，进而发展了农业本身中的商品生产，使中国的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依赖于世界市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原料的供给地，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在抗日战争之前，我国不少稻田、麦田改种桑、棉、甘蔗、油桐，因此粮食产量大受影响，要大量进口洋米。在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下，农村里的封建的租佃关系却得到维持。地主、豪绅、商人、高利贷者和帝国主义及其附庸朋比为奸，农业生产更加受到摧残，农村经济愈发趋于破产，而农产物则全部被他们所垄断。这便是今天中国粮食问题所以产生的根据。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这个根据受到战争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条件的影响，便使战时的粮食问题愈来愈严重。这些条件是：产粮区域的沦陷和缩小；农业生产力的受到破坏（包括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在内）；敌人的掠夺和封锁;汉奸的走私资敌；空前扩大的农村高利贷资本对粮食的垄断；商业资本（游资）对粮食的囤积操纵；战时交通运输的困难;人口的畸形集中；通货的恶性膨胀等。

　　说到这里，李达同志拿起毛笔来，把刚才所说的要点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我，作为论文中关于粮食问题产生原因的提纲。当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条件目前是不是正在转化为根据呢？”李达同志思索了好一会儿之后说：“这还要看抗战形势的发展，才好断定这些条件是不是正在转化为根据了。”

　　后来，我就按照李达同志的意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粮食问题所以产生的根据和条件作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通过大量材料的深入分析来说明帝国主义经济的、军事的侵略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中国封建势力对我国粮食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面所起的作用，列举了战时各地因粮食问题所造成的广大中国人民灾难的事实，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战时粮食问题办法的意见，最后明确指出，要彻底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只有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实施土地改革才有可能。

　　大约是1941年5月间，论文已经全部写好了。按照学校规定，论文封面上除了写上题目和学院系别、学生姓名等之外，还要写上指导教授的姓名的。当李达同志看过我的论文之后，表示满意，但他说：“不要把我的名字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会引起国民党注意你的。我已经和胡先生（作者注：指胡体乾教授，当时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谈过，改由他来当你的指导教授。”说着，李达同志就拿起毛笔来，把他自已的名字涂掉，写上了胡体乾教授的名字。当时还有另位同学陈丽群的论文，也是这样由李达同志改写为胡体乾教授的名字。

　　当1941年6月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胡体乾教授曾经同我说过，准备留我在系里当助教，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却留了另一个同学。正好在这个时候，李达同志接到解除聘约的通知。我因为李达同志不能在社会学系继续担任教授而感到不平，但李达同志知道情况后，却反而安慰我，鼓励我到社会现实中去做实际工作，说不要停留在学校的小范围内。（这个意见,他以前曾经好几次和我说过。）

　　李达同志是被国民党的CC系头子之一、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下令解聘的。据李达同志说，陈立夫过去曾经多次找过他谈话（其实是警告），其中有一次整整谈了几个钟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旁敲侧击，目的归结到一点，就是想说服李达同志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宣传。但几次都被李达同志反驳得体无完肤,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晚年的李达同志。（图片来源自网络）

　　李达同志接到解聘通知后，曾经对我说，别的学校也不可能请他教书了，他只能够回到家乡湖南省零陵县去。他还把家里的地址写了给我。

　　李达同志在1941年7月间离开坪石，返回家乡闲住，一度曾以摆卖香烟的小摊子维持生活，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著述工作。

　　岁月流逝，回想起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这段经历不觉已经四十七个年头过去了。但李达同志的音容举止以及他对我的教诲，却仍然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九八八年三月

　　（注：本文摘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 2013》中《在坪石中大任教时期的李达同志》一文，以上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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