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明朝时期：建设兴起，惠州古驿道建设的关键时期

　　（1）站、递、铺组织形式形成，粤闽赣联系加强

　　明朝邮驿制度沿袭旧制，并成立了递运所，形成站、递、铺较为完善的邮递组织形式。南粤古驿道的建设通过东路与闽赣地区沟通联系加强，据《永乐大典?广州府》记载：“自循阳下龙川，自潮阳历海丰者，皆由惠州为东路”。但在明中末时期，惠州地区寇患严重，政府长期平讨，惠州古驿道的建设管理军事海防特征突出。

　　 （2）惠州古驿道建设：集中在惠州中部及南部地区

　　明朝时期，惠州古驿道建设主要在洪武年间，线路分布集中在博罗县、惠城区、惠阳区及惠东县西南地区。据《博罗县志》记载，洪武初知县任志刚主持建设了博罗东路、博罗西路、博罗南路。其中博罗东路始于县前东铺，经小金、大桥等到达河源，成为惠州与河源联系的一条主要陆路通道；博罗西路始于县前东铺经冷水、横沥到达增城；博罗南路则由县前经清塘到达归善（今惠城区）。此外，从惠州府出发，修建了惠州-平山-海丰、惠州-淡水-沙鱼涌以及白花-霞涌古驿道。（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8）

图6：明朝时期惠州关于驿站设置的记载

（资料来源：文献5）

　　明朝时期是惠州古驿道线路建设成熟完善的关键时期，沿线修建了大量的驿铺（图7），基本形成了惠州古驿道线网的格局。

图7：明代惠州古驿道示意图

　　5、清朝时期：经盛转衰，惠州全域线路形成较完整网络

　　（1）南粤古驿道线路基本定型

　　清朝时期，朝廷对古驿道进行全面整顿、维修，制度完善，管理有序，全国邮驿星罗棋布。中叶以后，驿政逐渐废弛，官员横征暴敛，“甚而牵连妇女，系累生儒”，鸦片战争后逐渐衰落。至此，南粤古驿道基本定型，惠州古驿道基本沿用和完善了历代古驿道形成的线路。

　　（2）惠州古驿道建设：补充完善北部及西部片区

　　清代时期，惠州古驿道建设在沿用了现有线路的基础上，主要完善以下两点：

　　一是补充了北部龙门县的古驿道，从龙门县前铺出发，经沙迳、油田到达增城县界汀塘铺（龙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

　　二是加强了往西地区的联系，根据《东莞市志》（上卷）记载：“清初，新辟县前急递铺经新涌铺，往东经凹头铺至惠州。”，以及《惠州市志》（一）的记载：“从新村半径…苏村…黄家山至东莞县城。”，可以推测出，清代时期修建了东莞县前往东经凹头铺、黄家山，进入惠州的古驿道。

图8：清代惠州古驿道示意图

　　6、小结

　　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惠州境内共形成12条具体的基本走向线路，线路类型从水路为主逐渐发展水陆并举，从分布在中部、东部地区逐渐扩展到全域。这些古驿道线路的发展和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惠州各时期的社会经济背景，也记载着惠州丰富悠久的人文故事（表1）。

　　惠州古驿道线路历史演变具有以下特征：

　　（1）史实完备。唐朝中叶修建潮惠上路古驿道是惠州可考的第一条官道。明朝初年平海所城是第一个海防据点。明朝是惠州古驿道制度最健全，空间体系最为健全的时期。

　　（2）更替有序。唐宋元明清相互承袭，广惠古驿道、潮惠古驿道一直都作为主干驿道存在。

　　（3）与重要通道重合率高。古驿道与当前重要通道包括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线路相一致，线路重合率高。交通可达性高，有利于下一步活化利用，如合作办学、青年创新创业等领域深度合作。

　　四、价值剖析

　　惠州市古驿道作为惠州不同历史时期交通、军事、移民迁徙等的重要路径载体，不仅见证了惠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过程，在惠州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承载的商贸文化、宦游文化、客家文化、革命文化、海防文化、侨乡文化等，是岭南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1、东江商贸文化

　　惠州自古就处于东江黄金水道的中段，往北可至河源，往西可通东莞、广州等地，内部西枝江、淡水河等主要水系连接惠东、惠阳等区县，同时又是广州与粤东地区、闽赣水陆交通转换的重要节点，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是古代粤东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

　　其中食盐、咸鱼等海产品从南部沿海的淡水、澳头经淡水河运至惠州府城，如今惠阳淡水老城留下米街、大鱼街、猪行街的印记依稀可见当时沿线商贸繁华的景象；惠东地区的茶叶、炭薪等山货经西枝江往西至惠州府城，往东经多祝转陆去往海丰进行山海货物交换；河源龙川等地的大米、药材、竹木等山货经东江在惠州集散，运往东莞、广州等地（图9）。

　　宋代时期，惠州就与广州形成了 “惠州渡”（陈训廷主编，2016）， 作为两地客货往来的定期班船。

图9 古代惠州东江商贸路线示意图

　　2、东坡宦游文化

　　宋绍宗元年，苏轼被谪安置惠州，沿着东江水路达到博罗，转而进入沙河至泊头，上岸游罗浮山，后经东江水路抵达惠州。在惠的两年多时间内，苏轼关注民生、推广教育，请建军营改赋税，捐资倡建东新桥、西新桥。在惠期间，苏轼暂居过合江楼、嘉佑寺，建白鹤峰新居，游历大云寺、白水山（汤泉）、香积寺等，游历路线以经水路转陆路为主，并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书画。

　　苏轼在惠州期间留下的足迹及社会文化活动，形成丰富的文化遗产，今惠州境内尚存合江楼、东新桥码头、林婆卖酒处、东坡井等东坡印记，对惠州乃至后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此“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图10 东坡宦游路线图和寓惠期间线路示意图

　　3、客家移民文化

　　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部分中原汉人流入南方在惠州山区定居下来。公元1275年，南宋濒临灭亡，大量汉人涌入粤东地区，部分集中定居在归善（今惠州）。元代，随着粤东地区古驿道网络的发展，客家移民达到高潮，逐步成为一个独立民系族群。

　　清朝中叶以后，惠州作为客家人由赣南及粤东北往西南迁入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据《广东通志》和《惠州府志》记载，清康熙十一年至嘉庆年二十三年，惠州人口从13.9万人增长至137.4万人，形成了客家移民在惠州的基本分布格局。总体而言，在客家人五次主要迁徙中，迁入惠州的主要是第三次（南宋初年-明代中叶）和第四次（清康熙中叶-清乾嘉之际）。

　　至今，龙门古驿道沿线的鹤湖围古村、功武古村，博罗西路沿线的旭日古村以及惠阳地区的围龙屋等都是惠州客家文化重要的历史资源载体。不可否认，惠州与赣闽之间的古驿道路线是客家人几次南下迁徙的主要路径之一。

图11全国客家人各时期迁徙路线图及惠州客家建筑

　　4、革命文化

　　惠州地区革命文化深厚，是近代民主革命先行地之一。从1900年的三洲田起义、1907年的七女湖起义到国民革命时期的两次“东征”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东江纵队和香港秘密大援救，惠州地区都是重要的革命路径和节点。

　　其中国民革命时期，第一次东征从长龙经惠阳白云坑、淡水、永湖，经惠东白花、平政等地，往陆丰、海丰、五华方向，第二次东征从东莞石龙经惠州城区、惠阳马安、平潭、惠东等地。

　　据《惠州战役日记》记载，白沙堆古道是东征军进入惠州的重要通道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营救香港文化人行动，其中水上路线在惠阳沙鱼涌登岸，进入淡水。至今，惠阳地区古驿道沿线的会龙楼、嗣前新居、会新楼、黄伯才故居等建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此外，以惠东平海、惠阳淡水圩镇地区为主的海防文化，以博罗罗浮山地区为主的道教文化、中医药文化，龙门地区为主的瑶族少数民族文化，侨乡文化等，古驿道作为历史文化要素流动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均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结语

　　近年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逐渐引起各地的重视，惠州古驿道作为南粤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与利用不仅是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惠州乡村振兴、旅游发展等工作的重要抓手之一。据此，本文厘清惠州古驿道历史空间演变及文化价值挖掘，溯其本源，为粤港澳大湾区历史文化游径的合理保护与利用提供一定的参考。

　　（备注：一并感谢在此调查研究过程中，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勇、副主任李欣、技术总监汪志雄，惠州市自然资源局、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惠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等领导提供的指导和帮助。）

　　注释

　　来源：《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中对“南粤古驿道”的定义。

　　来源：清初史家万斯同：“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来源：林安宅[宋]：《潮惠下路修驿檀木记》。

　　来源：顺治八年(1651)清廷谕兵部：“国家设立驿递、原以传朝廷之命令。通天下之脉络。年来四方多故。兵马络绎。差遣繁多。驿递疲困。至今日已极。乃奉差官员、全不知地方苦楚……驿夫不足，派及民夫，骚动里甲；甚而牵连妇女，系累生儒，鞭驿官如罪犯，辱州县等奴隶。以致夫逃马倒，罢市止耕；上误公务，下害小民，深可痛恨。”

　　来源：江逢辰（清）：《东坡白鹤峰故居诗和杨诚斋正月十二日游故居其北思无邪斋真迹犹存韵》，清光绪十七年（1891）作品，载《江孝通遗集》卷十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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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文化厅等.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Z].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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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东莞市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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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清)刘溎年修，(清)邓抡斌等纂. 广东省惠州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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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颜广文.古代广东的驿道交通与市镇商业的发展[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1999(1):113-118.

　　（原文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刊登于公众号“南粤规划”，作者为肖宇、王丽芸、谢永红、梁冠铮、崔梦馨、姚刘兵，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惠州古驿道的历史演变与价值研究初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