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百年历史时空：“杨匏安在广州生活和工作的重要场所”读解

2019-02-10 下午 03:23 作者：阿瑞

　　南粤古驿道活化利用通过红色之旅的挖掘赋予古驿道新动能。从歧澳古道群英故里对杨匏安故居的一直追溯，再到进入广州城、挖掘活化杨家祠。孙中山先生也是绕了一大圈再进入广州城，无论是杨匏安还是孙中山，都在广州历史街区留下了无法磨灭的足迹。

　　1912年2月25日孙中山与廖仲恺、胡汉民一起抵达广州，在推动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不忘推进城市的现代化。欧美、香港的城市现代化对他的影响颇深，以至于在革命成功之后，多次提及建设现代广州城的壮志。1912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大清朝诚然是‘过去的遗物’，但清的逊位，并不算是中国的完满的得救。我们的前头还有无限的工作，务须完成，俾得与列国并驾齐驱。……我欲将有广州之行，届时拟将老城建为新式的、近代的……”［1］

　　杨匏安少年从中山来到广州就读广雅书院，该书院建立于1887年，1901年改称为两广大学堂，1903年改为两广高等学堂，1912年10月改为广东省第一中学。

图为广雅中学校门。

　　一、拆城墙、建道路和建立市政厅

　　杨匏安在广州居住工作之时，正处于广州市政大变革年代，如果将杨匏安在广州近十年居住和工作生活的场景组织起来，基本体现出上世纪20年代广州市政大变革的脉络。

图为杨匏安先生于1918年初抵达广州至1927年3月离开，在广州活动的主要场所。

　　图右上角是广州东边、现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广东咨议局旧址，对杨匏安个人、还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最重要的历史建筑，国共合作重要成果就在这里产生。1907年孙中山任国民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1926年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9名中央常委，共产党人有3名，分别是谭平山、吴玉章、杨匏安。中央党部大部分职务为共产党员担任。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商业、妇女、外事8部中，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为农民部长、毛泽东为代理宣传部长；杨匏安、沈雁冰、黄日葵、冯菊坡、许甦魂、邓颖超、彭湃和罗绮园，分别担任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外事、妇女、农民部秘书。1925年12月24日，在上海共产党方面代表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与国民党代表孙科、邵元冲、叶楚伧在上海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进行会谈，讨论了“西山会议”后国共合作问题，为广州国民党二大作准备。国民党二大后，陈独秀对结果满意，认为是中国民族运动的成功。［2］

图为会议大厅的大事记。

　　图中左下角是钟楼，是有非常深远意义的象征地标。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于1912年2月改为广东高等师范，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有了广州第一座标准的运动场。1924年孙中山在此发表演说。

图为新建的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今省立中山图书馆）。

　　1904年两广学务于广州旧贡院开办两广速成师范馆。1906年，拆旧贡院，建新校舍，改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设文学、数理化、博物科、以及体操专科，学制四年。1912年，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也是国共合作正式开始的标志，共产党任职情况如下：谭平山是3名常务委员之一，下设立一处八部，八部中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林祖涵为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为组织、工人、农民部秘书。

图为原操场，现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革命广场”。

　　1919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主办的理论刊物《建设》创刊，其中刊载了不少有关市制、市政制度的文章。孙中山在发刊中谈到“建设一世界最高强最快乐的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3］

　　十年前的研究没有注入历史人物因素，引用过去的研究，城门就是古驿道必达点，1918年杨匏安住在广州城行政中心位置，城墙还没有完全拆除，行政区划尚未调整完毕。

　　由南海县与番禺县构成的广州城，行政界限以老城区双底门与新城的小市街为界。基层行政区划仍采用厢坊制。广州城内共有18坊和3厢。属于南海县的有7坊和城西厢；属番禺县的有11坊和东城厢和南城厢。内城的内街95条，其中南海47条，番禺48条；新城内街55条，属南海的31条，属番禺的24条；城外街道222条，属南海的183条，属番禺的39条。从中可以看出，内城南海与番禺空间基本均等，番禺县所占面积偏小；而城外南海县所拓展的空间远大于番禺县范围。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基本分布在两县行政界线交接处，形成了城中行政主中心，杨家祠就处于这一行政中心位置，可以说杨先生是住在番禺到南海教书。

图为广州城南海、番禺行政界线示意图。（资料来源：根据《粤东省城图》绘制，,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城墙和城门是战争防御的关键空间要素，在传统的中国城市空间布局中，城墙和城门是城市空间形式的主导作用力量，这两者不可忽视。广州城也一样。

图为不同类型的广州内城主要城门平面形式。（资料来源：根据《1907年广东省城内外全图》《1918年的广州市图》截取，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图为广州城主要城门的平面图。它们在交通组织上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着内外城的联系沟通，左右着内外交通网络的衔接，也体现了“礼制”序列的要求和权威。同时，也是各类需要礼仪的街道空间最为重要的引导要素。此是从不同年代的历史地图中截取放大的城门平面位置图。尽管是不同版本的测量图，但城门平面空间布局表达基本一致。

　　不同时期拍摄或绘制的广州城门的照片或图片，从中可以体会到广州城门形式多样的建筑形象。大部分城门屋顶为歇山重檐的形式，从这些城门的平面布置形式可看出广州城门围合的空间形式多样，有的是呈正方形院落，有的呈梯形状布局。

图为广州城各主要城门分布及名称图（自绘）图表述了广州城各主要城门分布及名称。（资料来源：根据1908年《粤东省城图》《1918年的广州市图》重新绘制）

　　较为重要的城门是归德门、大南门、大北门、小北门、正西门和大东门。各城门的平面布置形式多样，依地势、水系的情形而变化。

　　1918年市政公所建立，重点在于工程建设，即拆城墙、筑马路，同时经营管理“官产”，建设公园、市场等公共设施。广州市政公所的第一号公告列明了五项任务：拆城基、劈马路、设市场、设公园、设工厂。1918年10月23日，市政公所颁布了《广州市市政公所章程》。

图为连接五层楼的广州北城墙。（资料来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百年图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图为1918年10月被拆除的城墙。（资料来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百年图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图为1919年在南城墙地基上建成的一德路。（资料来源：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百年图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广州第一期新辟马路名称图，将测量地图运用于建设规划中，能较准确地安排道路的走向。这也可谓是运用现代规划方法进行道路系统建设的开始，城市建设在实施前运用总图的方式设计规划道路系统。该图完成的时间约为1921年，即市政公所成立阶段，道路计划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系统性。城墙已经拆除，利用城墙基形成环城道路，即越秀北路、越秀南路、丰宁路、一德路等。城市道路的拓展方向首先向东，此时拆除城墙受到士绅的反对，而这些士绅以来自西关的士绅为代表。市政公所时期的道路计划回避了西关方向的规划建设。此外，公共行政机构包括省长署、督军署、警察厅、省议会、市政公所、钱局等新型行政机构出现在图中。第一公园（巡抚署）、第二公园（东较场）、第三公园（海珠）均标出位置。广九铁路已经形成，重要公共建筑还包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史坚如祠。同时，图中表明保留了大北门至小北门之间的城墙。

　　粤汉铁路处于中心城区西侧，广九铁路处于东南方向，广三铁路处于西北方向。轨道交通的建设，直接改善了广州与周边城镇的密切联系，加强了广州的中心作用，尤其是广三铁路促进了广州与佛山地区的联系。东部地区的广九铁路总站，则对广州城市结构改变作用明显，刺激了东山地区各方面的发展。

图为广州市第一期（1918~1921年）新开马路名称图。（资料来源：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921年在第一期道路计划上，广州又编制了第二期道路计划，即《最新测绘广州市面马路区域全图》。该图约制作于1921年，图中旁注表述第二期的道路建筑计划，在第一期的道路框架下，规划加强内城的道路建设，力求形成系统。明确了一系列道路宽度，以70尺（21.34米）、80尺（24.38米）为主，最宽道路白云路为150尺（50米），此时的道路建设重点仍为内城，白云路的计划因涉及广九铁路站的交通疏导与衔接，被列上日程。大沙头道路规划纳入其中，基本保持1914年左右的设想。警察区署及国民学校、高小学校、中学以上等公共机构的位置在图中予以标明。原桂香中路、桂香南路此时一并改为维新路，桂香北路改为连新路。此图是眼镜公司市场营销与道路规划公共信息发布相结合的导向图，图中标注前往眼镜公司的路线，方便顾客。在河南南武中学位置有国民学校、高小学校两个三角形的符号。［4］

图为最新测绘广州市面马路区域全图（约1921年）（资料来源：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从1921年历史地图中心局部进行读解，处于民政厅旁的杨家祠对面就是社仁坊，杨匏安第二个住所，社仁坊西面为华宁里，也就是越秀区政府现在所处的地方。高第街与杨家祠之间沿维新路步行可达。此图底图的具体年份待考，地图仍写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已经改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但是市政厅在江边长堤处有标注，中央公园图上已经注明，称为第一公园。这基本是杨匏安先生1918年住在杨家祠时广州中心城区道路建设的状况，他应该目睹旁边也是杨家祠旁中央公园的建设过程。1918年设定的市政公所到1921年的市政厅，从职能与机制上产生了新的变化，杨先生也经历这一过程。

图为离杨家祠不到300米远的人民公园（原中央公园）。

图为历史地图中的杨家祠，在第一公园东北角。

　　查《民国广东大事记》，1921年3月，共产党广东支部在陈独秀领导下在广州高第街素波巷19号成立。最早党员有谭植棠、谭平山、陈公博、梁复煌、刘觉非、杨章甫、彭湃、杨殷、杨匏安、包惠僧等。

图为素波巷广州十中是原址，门口和操场旁的“小红楼”就是19号宣传员养成所旧址。

　　查《民国广东大事记》：“1921年8月，陈公博由上海开完‘一大’回广州，在高第街素波巷宣传员养成所开会，传达‘一大’决议精神，中共中央广东党支部遂成立，书记改由谭平山担任，组织由陈公博负责、宣传由谭植棠负责。党部设在广州太平沙谭平山宅，及在广卫路杨家祠杨章甫家活动。”杨章甫（1894－1977）就是杨匏安的叔叔，两人相差两岁，一起到广州广雅中学念书，一起到了日本，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是在1920年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广州是1921年3月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均为陈独秀领导组织的，他于1920年12月17日离开上海往广州。1921年9月11日陈独秀与包惠僧一起离开广州往上海［5］。

　　杨匏安后期搬到社仁坊居住，杨家祠继续作为共产党的活动场所，现在广仁路社坊里民居已经拆除，仅剩下一栋宿舍楼22号。

图为高第街和素波巷入口。

　　近代广州的城市管理权的延伸是以警察管辖区增加予以调整。1903年广东巡警总局成立后，警区的数量和划界一直在调整中。“首于老城设置巡警五分局，旋增设新城三分局，继设东南关三分局、河南四分局。西关开办最后，至1905年，始成立西关南北路十三分局，同时开办水巡总、各分局。”［6］ 1912年，广东巡警总局改为警务公所后，广州警察区划有所改变，1909年的广东警务所的统计报告表明，广州城区形成了新老城区东南关五局、西关十二局、河南四局和水巡东西北三局的格局。1910年6月，警务公所又将原政区划分为东西两路，裁并正、分局为十区署，其中番禺县属四区为东路，南海县属六区为西路。辛亥革命后，成立了广东警察总部，第二年改称广东警察厅。原广州十区署调整为十二区署和二十四分署。1916年又增为十三区署。据1928年的统计，居住在十二个警区的人口为80.4万人。这种状态维持至1930年，其后各区、分署废止改设三十公安分局。杨家祠处于第二区，时敏学堂处于第十区，东园处于第五区。

图为警区划分图。

　　查《民国广东大事记》：“1925年3月19——1926年10月10日举行省港大罢工，决定苏兆征、黄平、杨殷、杨匏安5人组成中央党团，领导发动省港大罢工。”“5月1日，广东各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广东大学操场举行，胡汉民主持，谭平山、张国焘、邓中夏讲话。”图中有“东园”字体的门楼现在还保留，平时见不到，藏在宿舍区里。

　　杨匏安1918年初到广州是在时敏中学任教，但时敏学堂当时的历史空间环境是怎么样的？查《民国广东大事记》：“1918年末，广州铁路专科学校由粤汉铁路当局创办，校址在旧时时敏学堂旧址，学制3年，办了四期后停办。”广州铁路专科学校是创办于1918年末，这从中也可以分析出杨匏安曾经任职于粤汉铁路广州分局，并担任编辑主任。向周边的老人打听，旧时有时敏小校，校址为现在是荔湾区教育局，中学没有听说过，认真一想，如果他们知道的也应该有110岁左右了。

图为时敏桥、荔湾区教育局应该与这段历史有关。

　　时敏桥因时敏学堂而名，时敏意为敏于时务，时敏学堂创建于1898年，为广东首家民办私立学校，1912年改名为私立时敏中学。1922年校舍为国民大学使用。从1949年前出版的地图上均可以找到“国民大学”的位置，国民大学为上世纪20年代利用原时敏学堂校址建立起来的私立大学，1951年并入广州各高校中，现在原址是省水文局办公楼。“时敏路”跨越了荔枝湾河涌，直接往黄沙珠江，现在统称为多宝路。杨先生或许对这一带非常熟悉，1923年在黄沙海旁街他开“北江商运行”为共产党筹措经费，他非常熟悉铁路工人，因为粤汉铁路的终点在此，从这一系列历史地理空间中可以找到答案。

图为“时敏桥”，走过的行人可能未必注意现在桥头“时敏桥”三字，多宝路延伸段至珠江曾经称为时敏路。

图为1947年广州历史地图局部，从中可以看到“时敏路”跨越了荔枝湾河涌，直接往黄沙珠江，现在统称为多宝路。

　　杨匏安任教时敏中学之后也在南武中学任教，在南武中学旁边的海幢寺、建于1908年的潘氏洋楼，杨先生一定有印象。1905年成立的南武中学利用的就是海幢寺的园照堂。1912年开始南武中学校，并设立小校。

图为海珠区海幢寺和建于1908年的潘氏洋楼。

图为南武中学校园。

　　文明路在1921年地图上已经贯通，它是拆城墙的成果之一，在194号－200号处4栋相联的三层楼皆为骑楼式，1924年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和青年团均在此办公。1978年被列为省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想必是杨先生的主要活动场所。可惜，门口说明牌没有杨匏安的名字。

图为位于文明路的共产党广东区委办公楼旧址。

　　东园门楼同样也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的印记，杨匏安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青年周刊》的主要撰稿人，1922年2月创刊号《青年周刊》撰写“宣言”，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3月至4月又刊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比1919年发表的介绍马克思理论的文章更深入，鉴于广东的革命氛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广场召开。

图为与团一大和劳动大会均有关系的东园门楼。

图为2011年施工中的“团一大广场”。利用地铁上盖进入口广场注入人文信息而成。

　　1927年3月底离开广州赴汉口时，杨匏安是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谭平山一起出发的。［7］罗易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指导革命，是印度人，与斯大林关系密切，在中国与鲍罗廷观点不一。

　　二、杨家祠修缮过程中的重大发现

　　杨家祠修缮的第一步是住户腾退，2019年1月中才逐渐完成，2019年1月17日有重大发现，在门头发现壁画。

图为张文湛故居修缮前的室内外情景。

　　杨匏安母亲为中山古鹤村人，2018年公布的南粤古驿道十五项重大发现中，自费留美MIT中国人第一人张文湛故居入选，这项发现是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展览中倒查的。张文湛故居的入口也有门头壁画，这是岭南传统民居、祠堂的典型的装饰手法。

　　杨家祠门头壁画这次发现后，广州农讲所邀请了广州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泽文先生进行鉴定，对中间一幅初步判断：

　　此画标题为“雁塔题名”，作者为樵西人陈灼文，民间画工。此画技法纯熟，画风不俗，艺术性较高。用笔工整严谨，造型准确，人物及环境合乎比例。沿袭南宋院体画风的风格，注重写实，追求形似，山石用斧劈皴法，使用双勾法和点叶法相结合，树石屋宇都表现得坚实有力，空间远近分明，具有纵深感。

　　此画上有两个人物。一个挑着书箱行李的书童走在前面，一个策杖而行的书生紧随其后，两人正准备进入一处山居的柴扉。进入柴扉之后有一座独木桥，过了独木桥之后再上小山坡，则可看见一座小塔。

　　第二步是周边环境整治，利用外环境布展，初步完成，需要在入口增加诱导性标志。下一步是本体修缮和内部布展，按照计划将于五四青年节依时开放，纪念杨匏安先生这位“五四运动”的先行者。目前如何修缮壁画仍然是重要的环节，它具有特殊的人文信息。

　　三、杨匏安先生有关人物的影像

　　查《民国广东大事记》，1923年6月《新青年》在广州复刊，瞿秋白主编。第一期为《共产国际专号》，在中国首次登出了《国际歌》。下图中间是《新青年》的刊物。陈延年、邓颖超和刘少奇在广州与杨匏安共事时的青年形象从中可以找到。

图为杨匏安先生有关人物的影像。

　　图中下部分右侧有三张签到纸由中山翠亨村孙中山纪念馆馆藏，应该是1926年1月31日的会议，上面有李大钊、林祖涵、毛泽东等共产党员的签名。中间的照片是1924年在孙中山寓所为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庆祝后的合影，毛泽东、恽代英和罗章龙等共产党人均在照片上。最右侧的照片是国民党右派人物吴铁城，他与杨匏安同为香山人，杨匏安被捕后蒋介石派他亲自劝杨匏安投奔国民党。

　　国共合作时在广州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为组织部长，杨匏安、彭湃分别任组织部、农民部秘书。国民党二大后，选举侯补执委，李大钊、毛泽东等当选，

　　图中何香凝守在廖仲恺遗体身边的照片令人悲痛，1925年8月20日早上9时30分，廖仲恺去上班，到达惠州会馆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前，遇刺受伤，送医院中逝世。12月24日杨匏安被任命为审判员。

　　中间上方为孙中山委任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委任状，1926年3月20日利用黄埔军校军舰调动之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导致国共在广州的分裂。